《纽约客》深度报道:以太坊恩仇录(上)


本文原载《纽约客》(The New Yorker),原题为“The Prophets of Cryptocurrency Survey the Boom and Bust”,以纤细的笔触对加密经济的标杆项目——以太坊——的发展简史进行了全面回顾。

和此前我们关注的视角不同,文章侧重于理念探讨和全景式的发展脉络展示,不拘泥于具体的技术细节,也不做道德批判,将置评的权利交给读者本身,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本文由加密谷独家编译,将分为三期刊出,此为第一篇,敬请期待后续更新。

 


不久前,我在蒙特利尔参加了一场加密资产会议。我住的酒店位于市中心一幢大楼的顶层,屋顶花园上有一个养着锦鲤的池塘。 

一天早上,当我在这里喝咖啡、吃百吉饼时,我看到一对鸭子正在吃着池塘边别人留给它们的吃食。每隔几秒钟,它们就会探进池塘里喝水,并将未消化的食物吐入水中。有一些鲤鱼在附近徘徊,吃着这些食物。 

我观察了很长时间,很想知道,这些鸭子是否在故意喂鲤鱼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早餐服务员,这个面色红润的魁北克人笑着说:“实际上并不是。但在我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我会这样说。” 

当晚,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后来,这段思索指向了另外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问题——数字资产和区块链技术的奥义。 

此前,曾有人预言,BTC 和其他数字资产在全球范围的盛行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激进的“改革”。一夜暴富的承诺引发了恐慌。这种 P2P 式的金融体系将银行和政府排除在监管之外,使得通过把钱交给特定项目来致富成为一种时尚。 

我理解其中的一些东西,但大部分依然难解。一个区块链未来学家告诉我,如果你不是计算机科学家或数学家,你越深入探究分布式账本、共识算法、哈希函数、零知识证明、拜占庭容错理论,你就会越偏离此前熟悉的“旧世界”。但与此同时,你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提高你的智力上限。 

区块链理论使我们的大脑成为一块白板,总是可以擦除既有认知,重新开始。所以,拿着蒙特利尔百吉饼,使我想到了鸭子和鲤鱼。

 比方说,将这些吃食看作数字资产,我们称它为:koicoin。那么这些鸭子会成为货币矿工吗?虽然,最终 altcoin(BTC 以外的数字资产的统称)的大部分都会变得毫无价值。但无疑,诞生之初,它们都有特定的理念和技术手段以及基于此的由拥护者和反对者组成的社区。也许,鲤鱼就是其中之一。The koicommunity (锦鲤社区),给鸭子提供吃食的早餐服务员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创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 koicoin Satoshi ——就像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一样。 

也许,Koicoin 协议很强大,激励机制合理,但是该项目的不可篡改性、分布式程度和隐私保护方面并未真正通过测试。所以,Koicoin 会成为一种 shitcoin。 

几个小时后,我在另一家酒店的会议室见到了一屋子的加密奇才,一些人位列区块链领域最受尊敬的开发者之列。其中四名开发者是开源区块链平台以太坊的研究人员。 

以太坊本身也是一种数字资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开源的技术开发平台,开发者要使用以太币才能进行相关操作。和 BTC 类似,你可以买卖它。发展至今,在数字资产领域,ETH 的市值仅次于 BTC。 

开发人员是流动的编码精英。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能参与到项目开发当中。他们的目标很宏大:一个对现有的全球金融和计算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案,一种全新的处理金钱、确认身份的优化系统,一个分布式的万维网(他们称之为:Web 3.0)。这个系统更符合早期互联网的乌托邦式的承诺,而不是眼前这个令人生厌的巨头垄断场景。 

他们希望从 Facebook、谷歌和其他硅谷新贵手中夺回自己的数据控制权,重塑我们的生活。

其中一位是 Vlad Zamfir,一位28岁的罗马尼亚裔数学家,他在渥太华长大,后来从圭尔夫大学辍学。用餐时,他正在一台电子墨水的 ReMarkable pad 上一边写下潦草的方程式,一边进行讲解。 

其他人以他为圆心聚拢,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伦勃朗的《尼古拉斯·图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坐在旁边的人显然跟不上他的思路,他诚恳地说:“抱歉,是我的数学疏远了你们。” 

Zamfir 是 Casper 公司的首席开发者,这是一项持续升级的软件,旨在使以太坊的规模更大,运行更安全。这项工作被认为对以太坊的发展和生存至关重要。“这是糟糕的技术。” 两年前,Zamfir 对一名记者这样说。 

Zamfir 展示了一些难懂的方程式,这些东西是他有待解决的数千个谜题之一。这种努力是为了优化 PoS 验证的激励结构,如何最大程度上让足够多的人和机器参与对整个系统至关重要的计算操作。 

“我们正在尝试博弈论。”Zamfir 说。有人指出了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的缺陷。“这似乎不合理,但数学计算结果如此。”Zamfir 回答他们。 

坐在他右边的是 Vitalik Buterin,以太坊的创始人,半不情愿的哲学之王。 

24岁的 Buterin 偶尔瞥一眼 Zamfir 的公式,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用忧郁、空洞的眼神凝视前方,有时用一根手指在手机上敲出信息和推文。他是快速学习者,理解能力应该很好,只看了几眼,似乎已经发现了 Zamfir 的问题所在。 

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到位。“当模型变得过于复杂时,最好的方式是花更多的时间来简化它。”他后来轻描淡写的对我说。 

Buterin 同时在开发另一个版本的 Casper。所以他和 Zamfir 是“竞合”关系。但幸运的是,在他们对彼此工作的评价中,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在社交媒体上,似乎都没有透露出自负或怨恨之类的情绪。当然,他们之间的对话,只有对方才能理解,对我们这种旁观者而言,宛若天书。 

Zamfir 和 Buterin 在2014年多伦多会议之前进行了第一次会面。Buterin 的出色表现让 Zamfir 大为惊讶,称其为“行走的电脑”。不久之后,Zamfir 便以研究员的身份加入了以太坊。 

如今,他们大多会在主题会议上碰面。他们在酒店大堂热情地拥抱对方,仿佛像是多年未见的志同道合的密友。然后,两人快步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开始进入“权益证明认证激励架构”之类的谈话。 

只要 Buterin 和 Zamfir 开始交谈,人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偷听,希望得到只言片语的预见。对此,两个人早已习以为常,也不在意。也许,他们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一个又一个问题和相关的解决方案,最多加上解决问题时的满足感。 

2017年4月,我从一位曼哈顿的对冲基金经理口中第一次听到了“以太坊”这个词。他在过去一年中买进卖出 BTC 和其他数字资产赚的钱,比他在原来的对冲基金赚的钱还要多。这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正是对冲基金使他成为亿万富翁,可以想象这一年的财富量级。 

在这场谈话中,他提及了一些我此前从未听过的词,比如 BTC 和以太坊。其实,在此之前,也许我从别人那里也听过关于 BTC 的一鳞半爪,但像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它,因此拒绝理解它。我曾经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迟暮之年,不再需要努力去追赶世界发展的步伐。 

岁月流逝,这个念头逐渐淡去。随着数字资产价格飙升,诞生了一系列的代币融资热潮。与此同时,围绕着这种新型货币讨论也愈加频繁。人们间或会提及数字资产背后的区块链技术,评判确实严重的两极分化。支持者称这种记录交易和数据的方式是革命性的;反对者则说,费时费力,毫无必要。 

用于界定区块链知识体系的词语已自成一派,我听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词,比如“Trustless”(去信任)、“Sharding”(分片)等。 

2017年,加密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令人吃惊,但随后则出现了漫长、曲折的回落,随着夏季结束,这种跌幅似乎开始变得危险起来。 

数字资产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一样,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们受蛊惑进场,最后被市场规律无情的洗牌出局。但数字资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繁荣和萧条都紧密围绕着技术价值支撑的持续争论。也就是说,人们对其真实性和价值基础有所疑虑。究竟,数字资产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是稍纵即逝的热潮?它是通往黄金世界的门票还是庞氏骗局?是亚马逊2.0还是郁金香泡沫?具体的用例在哪里? 

是的,数字资产缺乏一个能够被广泛采用的杀手级应用,就像电子邮件之于互联网。 “我们需要一百美元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就像iPod一样物美价廉。”一位区块链信徒告诉我。

 旧世界的大亨会时不时的对数字资产表达蔑视之情。比如,J. P. Morgan 的 CEO Jamie Dimon 将数字资产称为“欺诈”,巴菲特则称之为“老鼠药的平方”。

 大批的怀疑论者和技术恐惧症患者,出于嫉妒、无知或智慧等各种原因,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言论,而真正的信徒和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投资者们对此完全置之不理。他们坚信,新秩序即将出现。他们哄抬价格,但并不抛售。

 在一个特定的亚群体中,忽略价格的波动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态度。他们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要么取代,要么共生。正如 Buterin 所言:“试图创造出一个平行的、与现有架构完全分离的世界,无疑是件好事。它确实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互动,目标当然是帮助改善主流世界,但我们的方向不同。 

但无疑,这是可预见的艰巨任务。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跨越好几个经济周期。 

当旧的通讯枢纽日渐衰落,一个新的替代物将在它身旁徐徐升起,就像哈德逊河上新建的 Tappan Zee 大桥,逐渐成形,取而代之。 

对 Buterin 来说,数字资产的好处显而易见。他说:“数字资产领域成功地推动国际经济更加开放,但在政治上的发展却背道而驰。”“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世界意义非凡的贡献。” 

Buterin 有引人注目的外貌,他又高又瘦,手指纤细,像精灵一样锐利的五官,蓝眼睛很明亮。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愿意与人对视时,他的眼睛会传达出意想不到的深邃和温度。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是外星人,但他身上独有的温柔和平和的气质,是对这种不友善言论的无声谴责。 

正如前述所言,我们在蒙特利尔会议的第一个下午进行了交谈 (加密圈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会议,还有几乎是全是男人的房间)。 

他将眼前的笔、便利贴和电话等物件一一摆齐。他没有过多的社交客套和过于激昂的情感表达,但当他听到赞同的见解时,他会慷慨地说出鼓励的话:“Yep, yep, yep”,或者“Right, totally”、“Yes, yes, exactly.” 当碰到有争议的言论时,他会写下一个“Hmm.” 

他有一种寻常人不能理解的冷幽默。似乎在你还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之前就能预料到结果,但他仍会让你把问题说完。 

他说,“我没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青睐的 CEO 性格:野心勃勃,为了赢而不顾一切,比如扎克伯格”。当天他的衣着和往常一样,灰色高领毛衣,黑色运动裤,青绿色袜子,套了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他经常穿着印有独角兽和彩虹图案的T恤,喜欢用Lambos (兰博基尼的简称)来形容加密圈喜欢炫富的那些人。他身价过亿,但看上去对财富很淡漠。尽管在 BTC 和 ETH 价格开始飙升之前,他已经售出了四分之一的数字资产,但据说其个人财富仍然超过上亿美元。 

最近,他给一个延长寿命的研究项目捐赠了几百万美元。他没有助手或随从,个人物品很少,总是轻装上阵。他说:“最近,我把背包从60升换到了40。40升是可以接受的大小。你可以背着它走15公里。”  

他还表示,阿迪达斯是他仅有的一双鞋。“事实上,在其中一个‘家’,我还有一双。”那是朋友的公寓,他有时会在那里住几个晚上。这些房子位于多伦多、旧金山、新加坡、上海或者台北。他特别喜欢东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蒙特利尔之后,他将前往柏林,然后是瑞士。其实,互联网才是他真正的家。 

曾有媒体把他在旧金山的落脚点称为以太坊的“行动基地”,但他否认了。他解释道:“家并非行动基地。你越多地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越会意识到,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事物,是用来解读世界的一个不完美的工具,是虚假的。”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和 Buterin 谈谈。今年1月,我尝试联系了他的父亲 Dmitry,但他告诉我,Buterin 对采访不感兴趣,并称:“他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对社区给予他的重视并不感到兴奋。他希望社区能有更多的抗压性。” 

46岁的 Dmitry Buterin 来自车臣共和国的格罗兹尼,在莫斯科学习计算机科学,之后一直从事金融软件业务。然后,在 Vitalik Buterin 6岁时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父子定居多伦多。而Vitalik的母亲是一名金融分析师,选择了埃德蒙顿。 

Vitalik 三岁时得到了一台旧电脑,开始摆弄Excel。11岁时开始开发电子游戏。“Vitalik 非常聪明。”父亲说。“但成长之路并非坦途。他的脑子总在高速运转,很难与人沟通,直到9岁或者10岁才开口说话。那时我很担心。但之后我意识到,既然如此,只能给他更多的关爱。” 

父亲 Dmitry 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长大的孩子。早在2011年时,他就让 Vitalik 看到了 BTC。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触 BTC 就像一次宗教顿悟,强大到足以改变人生。他见识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事务秩序。 

“BTC 看起来就像是金钱的梦想。”科技记者 Brian Patrick Eha 在其论著中写道。 

Vitalik 告诉我:“在 BTC 出现之前,我很喜欢玩魔兽世界。”那时,他对中央集权制度和权力的风险已经有了初步认知。 

“我认为,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企业控制,都是彻头彻尾的邪恶。这些机构的人就像《辛普森一家》里的 Mr. Burns,坐在办公桌后面琢磨:‘太好了! 我怎么能在这段时间里骗过一千个人呢?’ BTC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曾对一位记者这样说。 

但在许多方面,吸引他的是这个体系的优雅,像是一个局外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它符合一种另类的世界观,一种流动的、无国界的、分散化的体系,凌驾于政府和银行之上。这些机构因为天然的倾向于自我交易,扭曲了激励机制,导致了腐败。 

Buterin 说: 

“看看那些 BTC 领域早期参与者的履历,你就会发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都来自开源社区 Linux、Mozilla,或者 Cypherpunk 的邮件列表。这些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政治立场从极左到极右普适的分布,但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没有特殊地位。我也是其中一员。仅需几千名这样的人,就能从无到有地建构基本的社会制度。这让我感到非常有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密码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开始尝试设计一种安全的、无需第三方参与就能执行交易的数字货币。 

正是这群人在2008年用 BTC 解决了所谓的“双重支付”问题。如果你有10美元,你不能花10美元买一件东西,然后再花同一笔钱购买其他东西。需要某种机制来跟踪资产,你把它给了谁,以及他们现在拥有多少。这就是狭义的“区块链”。 

那时,人们对区块链的定义五花八门。他们试图用 bingo 游戏、谷歌文档或一个巨大的透明保险箱等方式来描述它们。 

从广义上说,区块链是所有交易的演变记录。所有交易由该网络中的每台计算机同时更新,共同维护,无论是 BTC、ETH 还是 XMR。 

想象一下狄更斯时期的账房,里面有很多铺满灰尘的用皮革装订的账簿,记录了每一笔交易。伦敦和加尔各答的每个会计都有一本相同的账簿,当一个人在自己的账簿上加上一笔会计分录时,其他账本也要相应变更。一旦交易被确认,它将永远记录在册,不可更改,不可删除。 

从历史上看,记录被保存在一个地方——一座寺庙,一个法院,一个仆人——由主持的人来保存。如果你不信任中央政府,或者对谷歌的监控感到不安,这根本行不通。

 区块链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在区块链的定义中出现了其他词汇。但是这些延伸并不一定准确,从而造成了无休止的解析、释义和争论。比如,“分布式”(一些区块链比其他区块链更加分散) 或者“不可变更” (从理论上讲,过去的记录的确不可改变,但这与你在线上“钱包”里储存的数字资产被黑客窃取不构成因果关系)还有“隐私”(人们想让数字货币拥有现金一样的不可追踪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然,后来出现的匿名币除外)。 

再后来,一些狂热的信徒化身为“区块链布道者”。他们在各种场合向人们普及区块链的基本理念,以破坏约会氛围和在酒会上扫兴闻名。一旦跟他们搭上话,你便无法脱身。你不应该向这些人打问有关挖矿的事。 

挖矿是一种奖励机制,对矿工协助维护和构建区块链的补偿。想要在区块链中合法搭建和记录工作,需要机器、内存、电力以及时间。数字资产区块链要求大量计算机运行软件来确认或拒绝交易。这是一种自动聚焦。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中的计算机要通过残酷的竞争,才能成为解决数学问题的赢家。计算能力越强,就可以做出越多的猜测,得到答案的可能性就越大。赢家会创建一个新的区块并获得奖励,比如 BTC。 

中本聪规定 BTC 数量是有限的,即2100万。这种机制确保了它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降低价值,就像美联储批量印制美钞那样。但包括 ETH 在内的其他数字资产并不一定有数量上限。 

这个系统被称为 PoW,但存在实践层面的严重缺陷。 

首先,它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据说,2018年 BTC 网络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奥地利这样的小国所耗费的能源,更有人声称,它产生的碳排放和100万架跨大西洋的航班相等。因此,耗电量惊人的矿场往往坐落在电力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通常靠近容量过剩的水电站,或者气温较相对较低的地方,这样你就不必耗费更多的电力来给矿机降温。

 在亚北极地区的加拿大、俄罗斯和中国的偏远省份,建有大量露天仓库,矿机在冻土带上夜以继日的运作,开采出数字资产。这也许会导致永久冻土逐渐融化。 

其次,部分矿业巨头或矿池(大部分是中国企业,但在海外设立运营实体)对区块链网络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前,比特大陆、嘉楠耘智和亿邦国际都想赴港上市,试图通过法定融资渠道解决扩张问题,但前途不明。(未完待续)Nick Paumgarten   作者

DUANNI YI   翻译

 Sonny Sun   编辑

       Roy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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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加密谷Live 文章作者: 关注?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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